分享会 | 袁剑：在中国，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
【半 城 大 话】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次贷危机中“四万亿”的壮举、全球跨国公司追捧的投资热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打了一个全球性广告，也让“中国模式”这个词变得炙手可热。然而，几乎从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开始，反对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些反对派中，袁剑可谓是最早、最不可忽视的“不识时务者”之一。
在《大拐点》一书中，袁剑小心翼翼地对社会危机提出了担忧。在他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文字背后，是无法隐藏的传统中国士人对社会与国家强烈的使命感。
袁剑：在中国，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
半城编辑部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神话般地赢了海湾战争，炙手可热。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他输在了经济。
图：美国新老两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左）和比尔·克林顿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得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彻底的，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由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中国已然进入一个重要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增长的蜜月已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自然也迫在眉睫。
《大拐点》一书的作者袁剑很像生活于19世纪写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差别在于，那年郑观应已经五十二岁，面对的大环境表面上看是西祸东渐，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而袁剑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但相同的是，两者都得在审慎地发表自己的拳拳之心时，“承认”自己只是在“盛世”危言耸听。在阅读此书之前，或许你该先了解书中所提出的几个基本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构成的、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框架和书中独特创新的概念。
《大拐点》
“竞次”：劣币驱赶良币
最先使用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一词的是美国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在中国，“竞次”一词是由袁剑首先用于经济学领域的。
竞争的原义是择优。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来选出最优，进而优化配置整个社会资源。然而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原本创新、进步的“竞争”过程，却演变成了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竞次，就是要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去争取最终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最终的获胜者反而是最劣者、最坏者。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出现“竞次”行为是全方位的，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或外商直接投资）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一些地方政府均以“竞次”的方式在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进行着大甩卖。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它对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中国奇迹”的秘密所在
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问题是指我们把本来政府和企业应该付出的成本，从资产负债表中抹去，转嫁给了社会。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所在。
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这也才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官僚利益最大化：离权利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
在中国，官僚集团几乎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的市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资本中心，及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竞次概念、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与官僚利益最大化构成了一组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逻辑体系，从这三点出发，就能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改革的基本框架。到目前为止，这是解释中国经济较为合理的框架。
在《大拐点》一书中，袁剑提出了六个基本判断。
1. 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社会反向运动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反映到经济学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在经济增长成本的上升，包括环保的成本，劳动力的成本等等。这个概念，恰切地表述了中国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它比一般的经济学解释成本更宏观、历史、动态地解释了中国的成本问题。
2. 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
中国的房地产和资产泡沫一直在持续膨胀。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大量的积累资本必须要进入泡沫领域与金融领域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3. 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
中国的经济增长寄生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体系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2008年以后，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历史运动终结。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基于上述的判断，袁剑认为，自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速度增长的速度会开始下降。
4. 资本外逃
随着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不断下降，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积累的大量资本为了寻求更多回报、规避风险，会引发大量资本外逃。具体表现在人民币贬值。
5.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逐渐地结束。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是由于给予地方政府官方不恰当的激励所导致的，这样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不可持续，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蜜月关系会从此解构。反腐加速了这个进程。
在《大拐点》一书中，袁剑超出经济本身的视域，探讨了经济现象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决定性因素，一反之前很多评论家的经济决定论。他更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经济数字、GDP国民经济的追求抱有质疑，更多关注营养、教育、卫生社会公共服务和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除了社会政治以外，他还关注了文化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社会信任的损坏，造成了社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的现象。此外，袁剑还从政治社会文化角度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政治改革，社会底线或者一种普遍能接受的社会规则的确立以及文化重建。
难能可贵的是，袁剑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具有辩证意识。他在书中质疑国企和私企的二分法，提出了官企的说法，认为并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一定比私企更有优势，而是离政治权利更近的企业，所能获得的经济发展的特权与优势更多。这一观点与我们平常的政府支持国企、打压私企、私企更有活力、国企死气沉沉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此外，书中还质疑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是相对立的，有了公平就必须牺牲效率，有了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西方学家施密特(Schmidt)提出的“不公平厌恶”的主张，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很重要的心理假设，袁剑提出的“公平即效率”的主张也站在这个高度，关注了公平与效率共生的关系。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注：本文根据半城会客厅第30期线上分享会整理编辑而成
《大拐点》
袁剑
中信出版社
《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袁剑
中国社会出版社
文编：车俊铭
美编：陈茜茜
音乐：范丽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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